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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别的日子普京单膝跪地，致辞释放三大讯息******
中新网2月3日电 (记者 孟湘君)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并默哀，音乐会上发表致辞，会见爱国与青年组织代表……
日前，以这样的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80周年的纪念。
距普京下令俄军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满一年，只有20多天了。在这样一个战争历史和现实考验交织的特殊时刻，普京的一举一动，自然让西方媒体高度关注。它们希望搞清楚，普京究竟释放了一些什么样的重要讯息。
第一个讯息：不要忘了历史教训
2023年2月2日，普京前往曾经的斯大林格勒，追忆战争岁月。那里在20世纪60年代，更名为伏尔加格勒。
伏尔加格勒的马马耶夫山岗上，矗立着“祖国之母”巨型雕像，陈设着有长明火的荣军殿。普京步入荣军殿献花，并默哀一分钟，缅怀当年的阵亡将士。
其后，普京前往斯大林格勒战役主力战将崔可夫墓前，单膝跪地，献上鲜花。
“我们在此庆祝我国乃至全世界历史上一个最具决定性的重要日子。”
“80年前，在斯大林格勒这片土地上，在伟大的俄罗斯伏尔加河河畔，万恶、无情的敌人被永远赶了回去。”
“漫长、艰苦、激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已经结束。
在纪念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80周年音乐会上，普京的致辞，勾起了俄民众对当年那场残酷战役的回忆。
1942年7月17日开始，次年2月2日结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苏联军队在约10万平方公里区域内与德国法西斯的激烈交战，双方数百万人陆续参战，以苏联获胜告终。
这场战役，因规模、持续时间和参与人数等，被评为二战期间最大战役之一，伤亡人数也创下纪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统计显示，纳粹德国损失约150 万人，苏联方面损失约113万人。路透社评价，这是二战“最血腥的战役之一”。
“普京在提醒世界，不要忘了战争残酷的过往”，评论指出，这是他发出的一个讯息，意在提醒和告诫西方一些人，二战的教训应一直被铭记下去。
第二个讯息：不怕西方援乌，俄有后手
不过，引起更多关注的，是普京的另一番话。他在致辞中特别指出，“这件事难以置信，却是事实——我们再次受到带十字的德国豹式坦克的威胁”。
他将此举形容为“现代面目的纳粹主义”，并进一步指出，有人“正将德国拖入新一场与俄罗斯的战争”，“我们一次次被迫击退西方集体的入侵。”
十字标记、德国坦克、纳粹主义……普京点明的这些元素有何含义，以及推动德国松口向乌提供进攻性武器的是谁，再清楚不过了。
1月25日，德国政府宣布，决定为乌克兰组建两个坦克营，第一阶段从联邦国防军库存中，抽调14辆豹2A6坦克交予乌方。
对于西方国家对乌供武问题，普京的态度早已摆在桌面上。俄外长拉夫罗夫指出，任何包含乌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方“合法打击目标”。普京此次就强烈警告称，“我们有能拿来回应的，事情不是用上装甲车就能结束的”。
至于拿什么来回应，普京没有明说。但无疑，这是在向西方国家隔空喊话：你们的意图我清楚；事情还没结束；俄罗斯还有后手。总之，“走着瞧”。
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则更直白地放话称，德国派出与俄作战的坦克将面临和80年前德国法西斯坦克一样的命运，那就是被烧毁。
德国联邦国防军退役中校罗斯也对俄卫星通讯社分析，德国对乌克兰这种供武举动，是为保持乌军作战能力和士气“不会彻底崩溃”。
因为其一，耗时间。
罗斯指出，按北约标准训练坦克手操作坦克，至少需一年，坦克本身要按应对乌战事条件的准备交付，也需时间。
其二，数量少。
这一批德国供应的坦克数量为14辆，罗斯不认为用区区14辆坦克，就能扭转战事局面。
其三，耗资源。
他表示，考虑到俄空军正有目的地销毁乌能源基础设施，而德国“豹式坦克消耗的燃料不少，乌军将“遇到麻烦”。
何况，俄军在带自动制导、侦察无人机的反坦克导弹系统帮助下，很容易将德国坦克作为目标瞄准。
罗斯反问道：“除心理影响外，目前的(坦克)交付还能带来什么样的战术价值？”
第三个讯息：新的有生力量、新的动向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80周年纪念日之际，普京还会见了俄罗斯社会爱国与青年组织代表，并发表讲话。
当地时间2月11日，俄罗斯喀琅施塔得，军事历史俱乐部成员重演斯大林格勒战役。图片来源：东方IC 版权作品 请勿转载“需要生活在当下并向前看，但是不了解过去就没有未来”，“没有过去记忆的人民不会有未来”，他对参与会见的代表们说道。
普京同时表示，“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珍视的，发展和前进的基础”，“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俄罗斯，为其继续发展和强大创造条件”。
当年参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不少是十多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一项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曾显示，超过30%的俄罗斯年轻人对这段沉痛的历史，知之甚少。
资料图：俄罗斯二战老兵亮相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纪念活动。有分析认为，普京选择在纪念日之际与爱国与青年组织会谈，一方面是表达历史需要当代青年加深认识和传承，一方面也是为俄在乌军事行动的大规模动员造势，培养新的有生力量以弥补战场损失。
1月时，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罗夫曾表示，该国2023年春季征兵时，可能将年龄条件放宽至30岁以下。
按乌防长列兹尼科夫的说法，俄方已动员多达“50万名士兵”，尝试在2月24日对乌行动满一年之际，发动“新的重大攻势”。
列兹尼科夫称，莫斯科准备以此“纪念”俄在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满一年。而俄方并未置评。至于新“攻势”何时到来，乌克兰局势会不会就此迎来重大转折，或许不久就能知晓。(完)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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