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新春走基层)“外籍女婿”张振汉的新年愿望:将“移动的家”驶向全球****** 中新网济宁2月2日电 题:“外籍女婿”张振汉的新年愿望:将“移动的家”驶向全球 作者 吕妍 “在马来西亚我们也会过华人新年,习俗与中国南方比较相似。”马来西亚华人张振汉(Chong Chern Han)已连续8年留在山东济宁过年,除了包饺子、发红包等,身为“外籍女婿”的张振汉也将马来西亚华人庆祝新年特有的菜式“捞鱼生”带到了济宁的餐桌上,用以祈求来年好运发财。 2008年,张振汉被其所在的美国公司外派到深圳出任产品技术和质量监理,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便决定留在这里创业。2014年,他来到妻子的老家济宁定居,并与山东东岳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养训一起成立了山东奥斯登房车有限公司,就此架起了中国与国际房车合作的桥梁。 “房车也被称为‘移动的家’,能帮许多人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现在我成为了一名‘筑梦者’。”张振汉表示,中国作为全球私家车最多的国家,房车的保有量约20万辆,而美国则在1400万辆以上。近几年,露营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房车拥有量也呈现增长态势,作为新兴的消费市场在中国有着非常大的潜力。“宏观来看,中国房车市场预计3年到5年会迎来一个快速增长期,我期待中国的房车产业能冲进全球前几位。” 图为山东奥斯登房车有限公司生产的房车。 受访者供图“中国具备很多生产房车的优势,例如钢材、木材等资源丰富,中国的技术人员学习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的团队已经完全本土化了。”张振汉说,创业之初推出的产品不符合当地人的生活需求,此后,公司每年都会派技术人员到海外去学习、考察。“我们对产品的改良贯穿在每一天,现在我们的产品也越来越符合国际市场的需求。” 近年来,张振汉带领团队先后研发30多款房车产品,拥有发明专利8项,外观、实用新型等专利69项,年产房车500多辆,在中国房车领域发展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在智能一体化越野房车和智能野营房车的产品研发上填补中国国内空白。 “山东对外商和外资企业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我也会推荐朋友来这里投资兴业。”张振汉说,从最初办个证件跑几个部门到现在办事效率大幅提升,政府提供“店小二”式的服务,业务办理实现数字化,每年都能收到新政策,城市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张振汉表示,公司目前正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将探索制造“远征式房车”,以更高端的技术打通全球房车市场。未来,公司将持续深耕国际市场,探路中国市场,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提高效率增加产能,让房车越开越远,开向全球。“新的一年,我希望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生活和平、和谐,我也将继续做好房车事业,和中国企业家携手合作共赢,让中国房车驶向世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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