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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字文明融入新闻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革命给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带来巨大变化，数字化深刻影响着新闻业态和人类的新闻经验，对新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如何建构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持续推进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重新审视新闻学核心概念
新闻学科的基础应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变到整个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进入人的生活世界。当前，互联网生态下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是开放的，专业性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壁垒逐渐被打破，脆弱的新闻专业体系变得更加无足轻重，传统的内容生产企业对互联网内容平台公司具有依赖性。以往新闻学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业的内部运作，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和影响，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新闻行业以及管理部门，为从业者和管理者提供实用知识。虽然也有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将新闻看作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用场域、系统这样的概念来分析新闻，但这类研究并不多。
媒介技术变革不断挑战着传统新闻理论的解释框架，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态结构。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认为，新闻生态的网络涵盖新闻生产机构、数字技术和新闻行动者等全部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全新而复杂的。他提出“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这一概念，强调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须由具体的“新闻机构”转向更为弥散的、网络化的“新闻生态”。李良荣认为，传统新闻媒体面临沦为“内容提供商”的风险，多生产主体、多媒介渠道、融合新闻产品共同重塑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生态。也有学者提出，新闻学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型”，不能再不假思索地以媒介组织为“容器”来理解新闻，而应该越过各种传统的边界，去探索那些原本不可预知的道路。在这一方面，研究者可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打破新闻实践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探索在数字网络中描述和解释新闻现象的新路径。
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呼吁研究者重新审视既有的新闻学概念，创新新闻理论体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提出，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需要改造，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的学科。法国学者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词语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但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因此，建立新闻理论的新范式就必须反思我们的理性束缚。
从早期的传单、小册子到大众传播时代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从互联网时代的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机器人，媒介技术不断更迭，新闻活动的面貌与新闻产品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传统新闻理论具有自洽的解释框架与基本范式，但受到新闻生态、业态和媒介技术发展的挑战，无法继续解释、分析和预测“弥散式”的新闻活动。因此，研究者不得不追问，传统新闻理论范式是在哪种媒介实践与媒介生态中形成的，是如何形成的，其用意是什么？这些理论受到哪些冲击，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或者只需局部调适？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和实践的主要变化是什么，用什么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并对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作出科学预测？
比如，新闻“真实性”概念内涵的变化。2019年2月，某公众号发布《寒门状元之死》一文，引发公众对该自媒体运用虚假内容的广泛批评。这表明在公众心中，“真实”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底线，对虚假消息不能容忍。但也有研究显示，人们往往倾向于扩散虚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虚假消息传送到用户的速度要比真实消息更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谈道，新闻真实追求的基本目标不是建构真实、塑造真实、设置真实，而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新闻真实应该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上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说，“新闻真实是可能的，但这种努力需要建立在对新闻真实这种现象的深刻理解之上”。那么，在数字新闻学中，“真实”概念是否还有其存在的空间？一方面，强调“新闻真实”是建立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理解数字新闻中的“真实”却并不容易回答。在数字时代，这种“真实”是特定场景下的真实，体现的是人的理解和认识的“真实”，这意味着公众对“新闻真实”的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事实类型的变化，“新闻真实”的内涵也须随之更新。研究者应深刻分析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和认识论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以往的新闻学概念在经验层面受到严重挑战。
再如，如何回答新闻“客观性”与“情感”的问题。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不再简单地信奉事实，转而信奉一整套规章制度，以应对连事实都成问题的世界，这就是“客观性”。其后，客观性就成为新闻领域的“不死之神”，在这一主导范式之下，“情感”被驱离于新闻领域核心准则之外。传统新闻理论认为，新闻业理应重视客观理性，鼓励业界以“冷静而非情感化”的风格进行事实报道。原因在于，若在新闻生产中引入情感因素，会使这种“非理性”内容妨碍新闻的专业性。但情感因素是新闻业的一部分，且虚拟现实、沉浸式等新闻类型在创造同理心、唤起共鸣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这意味着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结合将进一步促使整个新闻业呈现出“情感转向”。此外，技术可供性进一步增加了“情感转向”的速度，并使得“情感”开始以合法的身份“接合”了专业新闻理念。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理论转向，但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近几年，在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传统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闻激进主义”的现象。有学者将“新闻激进主义”视为在非主流媒体、女权传媒、激进报章等中可以找到的新闻报道方式，包括以第一人称叙述且内容有引导性的报道。新闻学者正日趋关注激进报道如何影响主流传媒。也有学者认为，“新闻激进主义”之势非但不会逆转，更将引发范式的转移。那么，数字新闻学该如何回答“客观”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又将如何处理“事实与观点分离”原则在当下的表现，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反思。
立足“数字新闻生态”的问题域
梳理数字新闻实践的形态，反思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系统的流动性，关注网络化社会公众参与数字新闻实践以及媒体平台边界模糊等方面的变化。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醒，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使我们在通往具体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无论研究什么媒介的内容，如电视或者报纸、戏剧、电影、小说等，其方法都是一样的，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探讨了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具体分析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媒介演进逻辑，及其对于人的社会实践自由度的维度突破。
从新媒介、人与媒介关系的视角来理解数字新闻实践，即将媒介看成是人类的境况，从数字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媒介和新闻。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一书中将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视为嵌入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的事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王晓光、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静认为，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数字中国的构建进程，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兴文化形态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日见雏形，数字人文正在积极引领文化时空的数字化转换，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数字新闻时代，在沟通的“讯息、告知和理解”三个环节中，受众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沟通，实际上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选择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期望通过沟通交往形成“共同体”，还是批判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萎缩，都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自然流露”，是用旧的知识来理解新的世界。在政治社会学理论中，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被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相反，在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中，使个人感到难以负担的是其缺乏社会同意的模式，而将各种角色整合为统一的生活。在传统新闻理论范式中，公众寄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而走向公共空间。那么，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公众参与传播实践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研究者反思。
从网络化关系出发，聚焦学术研究、业界实践和新闻教育体系改革等方面，建立数字新闻学新生态、新语境。在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着工具性思路——一种基于媒体技术演进的线性思考的研究框架：口头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现在又增加了网络/数字传播，用“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来建构“新闻学”。这表明当前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想象力不足。相反，新闻业界要比新闻学界更具有探索精神。如《纽约时报》在2014年的“创新报告”中提到，要基于新媒体环境的变化，调整编辑部职能，创建受众拓展职位，并着手组建数据分析团队，创建战略分析团队，鼓励跨部门合作，零距离贴近受众，优先聘用数字人才，助力“数字优先”战略。这份报告对于国内媒体了解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融合纸媒的传统业务和数字业务，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数字方面的创新和人才职位的想象，现有的教学思维和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也不能仅靠增加“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之类的议题来实现新闻理论的创新。高校应从网络化关系出发，彻底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创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满足数字时代对全媒体人才的需求。此外，对于新闻的内涵与本质，研究者也需要有全新的思考。与之相应，对现有的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也应做出符合中国新闻实践需求的发展。
重塑媒介变迁中人民的主体性
树立新闻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回答好新闻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媒介变迁所带来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结构的改变在不断重塑着人民的主体性，赋予主体新的内涵。研究者须反思新闻学研究应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新闻环境，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品质，呼唤一种什么样的公共参与，以及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等问题。新闻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坚持党的领导。
技术日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本质性要素。数据与算法使人们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比如，算法运用于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人民的主体性存在的意义、算法带来新的传播关系以及对公共传播秩序的影响、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信息传播技术发生变化，数字传播环境对公共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新闻传播领域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如媒介形态、传播主体等。无论媒介如何改变，其物质性有何不同，信息与物（口语手势、风水火土、文字书写、大众媒介等）都是围绕“人类境况”而展开的。媒介无非是交往网络中的一环，而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与物的交换与传播。那么，从媒介视角出发，从人们的交往网络和实践入手，探讨如何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应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只有从数字文明的角度出发，努力构建能够体现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自主性、引领全球新闻研究的新闻学理论新体系，才能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传统新闻学存在多种不同范式（或者说是准范式）。早前有学者总结了“四大报刊”理论，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这一基础上扩展到了“六大理论”范式，但这些理论范式都是基于西方的新闻实践和价值立场总结出来的，因此存在着“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科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体系。黄旦谈道，如果说学术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研究范式问题的话，那么新闻传播学科应该从媒介这个视角介入进去，要重新进行概念化，改变工具论思维。作为媒介来讲，这是一种开放的、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也有学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出发，总结出了“规范性”“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全球比较”四大范式，并认为“数字新闻学”有可能成为第五大新闻理论范式。虽然这一划分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视野更为开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闻理论创新应站在数字文明转型的角度，即从文明的视角出发，特别是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分析数字新闻实践在当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与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技术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是有差异的。文明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发明创造、人文精神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以下要素：语言、文字、工具、道德、信仰、宗教、法律、家族、城邦和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演化的媒介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多样、平等、开放和包容为原则，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努力提升联结性、对话性、共享性和智能性，从而实现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文明在更优越的模式基础上，将形成新的法则、新的语言、新的公序良俗甚至新的文化和信仰。数据的新力量，就如同农耕之于古代文明、工业革命之于现代文明，将催生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新媒体技术发展处于全球优势地位（如5G、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社交媒体生态多样，平台丰富，行动者活跃程度高，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创造了新的传播方式，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中国的新闻治理也有很多新探索，如大规模推广“中央厨房”，建立数据监控中心，培养网络评论员队伍，将融媒体中心与社会治理结合等，这些都为研究者建立新的新闻理论范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实践经验。应加快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聚焦新闻传播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推进新闻理论创新，建立能够引领全球新闻学范式革命的理论体系，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阶段性成果）
（作者 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 吴飞）
东西问｜陈江洪：法国邮票如何体现中国传统生肖艺术？******
中新社巴黎1月29日电 题：法国邮票如何体现中国传统生肖艺术？
——专访知名法籍华裔画家陈江洪
中新社记者 李洋
2023年1月，法国发行由知名法籍华裔画家陈江洪设计的兔年生肖邮票，受到各界关注，很多民众在首发日当天在巴黎排队购买这套法国生肖邮票。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和法国邮政总裁菲利普·瓦尔出席邮票发行仪式，就法国兔年生肖邮票的成功设计和发行向陈江洪表示祝贺。法国生肖邮票缘何受到如此高的关注？法国邮票如何体现中国传统生肖艺术？近日，陈江洪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法国邮政在巴黎举行兔年生肖邮票发行仪式，迎接中国农历新年。陈江洪为现场的法国民众签名留念。李洋 摄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请您谈谈法国兔年生肖邮票的设计思路。您设计兔年邮票用了多长时间？它与您设计的其他年份生肖邮票相比有何新特点？
陈江洪：法国兔年生肖邮票，对我本人来说有特殊意义，因为兔年是我的本命年，所以我对兔年邮票情有独钟。2022年夏天，我就开始构思兔年生肖邮票，想更好地表现十二生肖中兔子的特有属性，如温顺善良、聪明智慧、生机勃勃等。我设计这套兔年邮票大约用了两三个月时间。
我从2019年开始为法国邮政设计生肖邮票，争取每年的生肖邮票都能体现一个concept(概念)。由于每年的法国生肖邮票版式是固定的，都采用两枚邮票和两枚竖版小全张的形式，所以从艺术整体性来讲需要统一的风格。我一般采用中国传统国画的技法，但仍然希望每年的生肖邮票有不同的设计变化，从邮票用色到画面情节能体现不同的故事性和趣味性。
陈江洪在兔年生肖邮票发行仪式上展示邮票设计原图稿。李洋 摄具体到兔年生肖邮票，两枚邮票小全张边纸上的兔子互相遥望，设计对称；其中1.16欧元邮票适用于法国邮资，1.85欧元邮票适用于国际邮资，方便使用者寄信到世界不同地方。我用玉兰花作为邮票小全张的背景，象征春节节庆的吉祥美好。值得一提的是，我还设计了法国兔年生肖邮票的官方出世纸，上面除了印有邮票印样和技术资料，背景中还设计了嫦娥与玉兔，从而更直观地体现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象。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庆节日，我每年设计生肖邮票都很细致用心，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大家带来对春节节庆幸福平安的向往。
陈江洪展示兔年生肖邮票。李洋 摄中新社记者：能否向大家介绍一下法国生肖邮票的印制过程？生肖邮票是否能融入法国邮票的总体设计风格？
陈江洪：我不仅设计生肖邮票，也协助监督邮票的印制过程。法国邮政的邮票印制严谨认真，包括邮票的打孔、套色印刷等技术流程都比较严格。印刷前，我要将邮票印样与我设计的原版图稿核对，查看邮票的工艺水平，如套色印制是否准确等。我绘制的生肖邮票原图稿非常细腻，层次感很强。而印刷出来的最终邮票成品距离原图稿多少有一些不同，但整体仍是过关的。兔年生肖邮票中我设计了金黄色月亮背景，原本希望能使用金粉印制，以便更好体现月亮的质感，但因印刷工艺太复杂而不得不作罢。2024年将迎来龙年，届时法国举办巴黎奥运会，我期待能设计和印制出不同凡响的法国龙年生肖邮票。
2024年巴黎奥运会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外景。李洋 摄我在法国生活很多年，法国文化自然会成为我的邮票设计元素，让生肖邮票融入一些法国艺术风格，展现一些“中西合璧”的艺术特色。例如此次兔年生肖邮票的设计，我受法式甜点拉杜丽(Ladurée)启发，使用了该甜点的颜色。相信法国民众能接受和喜爱我设计的生肖邮票。法国邮政对生肖邮票的设计也给予积极评价，基本上会采纳我就生肖邮票设计和印制提出的各种建议，希望我能够自由发挥，努力配合我的艺术创作。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法国发行生肖邮票对中法文化交流有何种意义？
陈江洪：文化和艺术没有国界，人类情感都是相通的。中国生肖艺术与法国邮票相结合，无疑有助于中法文化交流。在我看来，法国邮政方面很重视对中国文化的推广，而农历新年生肖艺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法国邮政希望通过生肖邮票让法国民众增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近年来也都举行生肖邮票发行仪式。前两年虽然有疫情，但法国民众参与生肖邮票发行活动仍然很踊跃。现在前来参加发行活动的人更多了，这肯定将进一步增进中法两国之间民心相通。
法国的中文爱好者在“2022巴黎•国际中文日”活动现场用中文表演中国传统曲艺节目。李洋 摄中新社记者：法国邮政应该希望您设计完整的十二生肖邮票，您是否已对未来几套邮票设计有了初步的艺术构思？是否计划对十二生肖邮票有完整统一的设计风格？
陈江洪：法国邮政方面确实有此希望。我当然也希望能设计出完整的十二生肖邮票，而且在设计中考虑到完整性，每套邮票都能体现相应生肖的特色。从邮票观赏和收藏角度来讲，这十二套邮票需要有完整统一的设计风格，以便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例如每年的生肖邮票都会印有中文的“中国新年”和对应属相的中文。
陈江洪展示虎年生肖邮票。李洋 摄我设计的第一套法国生肖邮票是2019年的猪年邮票，当时没有参与这套邮票的版式设计，因此这套邮票与我设计的其他年份邮票在版式上有所差别，猪年邮票上印制的中文“中国新年”字样没有使用红色春联的设计，而其他年份生肖邮票全都使用了红色春联的设计。红色春联具有浓郁的春节节庆氛围，能更好体现生肖邮票的主题。我可能会再重新设计一套猪年邮票，将红色春联背景设计加入，这样整个生肖邮票的风格就统一了。猪年在十二生肖中排在最末尾，猪年邮票恰好也应是十二生肖邮票的最后一套。
由陈江洪设计的部分法国生肖邮票小全张。李洋 摄中新社记者：我注意到您对家乡天津有特别的感情，这种对故土眷恋的情怀是否也融入到您的邮票设计中？除了邮票设计，您还有哪些设计计划，继续推进中法文化交流互鉴？
陈江洪：天津是我的出生地，我很怀念。每年设计生肖邮票时，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在天津过年的情景：鞭炮齐鸣，满街春联，喜气洋洋，一派温馨热闹的景象；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做一桌好吃的饭菜。那时候每过一年，就非常期盼着春节这一天早点到来。
在我设计生肖邮票的时候，仿佛儿时记忆中的那些生肖故事又都回到眼前。我的生肖邮票设计采用了半写意半工笔的国画技法，天津充满年味的杨柳青年画对我的绘画风格也是有影响的。
市民参观“杨柳青青话年画”展。张云 摄近年我一直在法国做艺术展览，也制作各种图画绘本，其中一些也已在中国国内出版。我还在尝试不同的艺术形式，如参与根据我的绘本改编的舞台剧，在剧中现场作画，借此表现我的童年故事。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特别是绘画领域的交流。(完)
受访者简介：
陈江洪，知名法籍华裔画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88年入读法国巴黎美院，此后长期在法国工作和生活。他的代表作包括国画作品《钟馗》《幼鹰》《虎王子》等。部分获奖美术作品已经在多个国家出版发行。他的最新传统国画系列绘本《赶集》等作品集也在中国国内陆续出版。自2019年起，他为法国邮政设计生肖邮票，至今已有5个年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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