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3年携手合作,如今到了第30个年头,“庞清佟健”从赛场转至幕后。二人经历了角色的转变,但“花滑”仍是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角色
2015年花滑世锦赛,庞清佟健以一首《为你守候》作为告别,从此结束职业生涯。一些优秀运动员退役后,面临着身份转换问题。佟健说,自己和庞清在这方面并没遇到太多困难。
“我跟庞清一边做职业比赛,另一边做花滑市场化推广,没有在离开赛场后就闲下来。”他介绍。
图片2015年花滑世锦赛双人滑比赛中,庞清/佟健摘得铜牌。中新社发 申海 摄退役后不久,庞清佟健冰上艺术中心成立,佟健主要负责运营工作。如今为人父母的二人都已过不惑之年,但穿着便服站在一起,他们的气质依旧出众,让人联想起这对组合曾经在冰场上的样子。
“我们特别希望能帮助更多运动员,比如国家队运动员,在心理、技术、方法上,能否给他更多帮助?在俱乐部学习技术的小学员,能不能去帮他?”在佟健眼中,二人现在看到比赛还是会想起以前的日子,但更关注自己能为别人做什么。
1月初,庞清佟健国际滑冰俱乐部的孩子们在“冰丝带”的一场活动中进行了现场表演。佟健站在场边,不时为小学员们鼓掌。庞清在他身后不远处,静静地看着冰场上的表演,如今她已在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任职。
佟健。受访者供图曾经场边的庞清佟健是在为比赛做着紧张的准备,而现在,二人要见证孩子们成长为和他们一样优秀的运动员。
花滑
搭档30年,“庞清佟健”这四个字紧密连在了一起。曾经,“庞清佟健”在赛场之上为国争光。如今,佟健希望“庞清佟健”能鼓励更多人。
“我们希望给更多的追梦者力量,庞清佟健就是追梦人的代表。希望通过我们奋斗的经历,给更多年轻人以力量。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永不放弃,努力去实现梦想。”他说道。
在庞清佟健的职业生涯中,《追梦无悔》是最为人熟知的自由滑曲目之一。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伴随着这首气势宏大的音乐,庞清佟健摘得银牌。
图片庞清佟健。中新社发 沈晨 摄退役后,他们的“梦”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下去。在冰上艺术中心之外,现如今庞清佟健旗下品牌冰场还包括冰雪学校以及国家速滑馆培训点。
在冰场上,佟健身边滑过的不再是各国花滑高手,而是身高参差不齐的孩子们。看着这些来俱乐部学滑冰的孩子们,佟健直言,现在的孩子们在场地和装备方面比自己小时候更加“幸福”。
“从本质需求来讲,不再是以竞技、输赢为核心,而是围绕着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开展起来,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差别。”
未来
“我们能不能有更多时间花在自己孩子身上?”这是佟健目前的困扰之一。“我们从原来相互关注技术和成绩,到后来关注整个产业发展,自己有了两个孩子后,在关注他们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佟健。受访者供图。提起家里的小朋友,佟健的笑容更加明显。他希望能更好分配自己的时间,把他和庞清对体育的理解和人生感悟传递给孩子,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除了家庭的未来,佟健也在关注中国双人滑的未来。北京冬奥会上,隋文静/韩聪摘得双人滑金牌,但接下来的冬奥周期,中国队面对的压力并不小。
“我觉得从项目发展来讲,肯定有起有伏。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在后冬奥如何能建立起一些后备力量。短暂的调整,对于每一个项目来讲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是坦然地去把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做好。我想中国冰雪未来一定会非常强。”显然,佟健对于项目的发展抱有信心。
在竞技项目外,佟健也深刻感受到了在北京冬奥会结束后的一年中,社会对于体育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国家速滑馆开展主题活动。 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体育从原来的输赢变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能够让孩子们身体健康,同时对规则有更好的理解。我觉得通过2008年北京夏奥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整个社会对体育的理解发生着变化。”(完)
东西问·解码兔年 | 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编者按: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中国传统的兔年春节将至,历经疫情考验的人们心怀希冀。自2023年1月18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解码兔年”系列稿,探究春节文化、“双立春”等的意涵与影响。 中新社敦煌1月20日电 题: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专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 中新社记者 丁思 临近中国农历兔年春节,萌态可掬的兔子造型层出不穷。中国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三兔共耳”图存世千余年,绘制了共用三耳、循环追逐的三只兔子,这或许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兔子造型。这一图案,也出现于巴基斯坦赤陶浮雕、叙利亚的多色陶瓷、欧洲教堂彩绘玻璃,乃至一些西方现代建筑中。 “三兔共耳”的创作源起是什么,有何寓意?为何能在中西广受认同?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视频:【东西问】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目前,现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三兔共耳”图案有多少个?它们的造型、纹样有何不同? 赵燕林:“三兔共耳”的装饰图案广泛分布于古丝绸之路沿线的亚欧大陆各地,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从时代分布情况来看,壁画中“三兔共耳”发端于隋初,流行于初唐和中晚唐时期,最终消亡于五代。 莫高窟共发现有20个洞窟绘制有这一图案。其中,17个绘制在洞窟藻井图案中,4个为天宫栏墙装饰图案,还有1个绘制于藻井垂帐纹,共出现22处,隋代洞窟占比最多,共9幅。 总体来看,隋代初期此类图案尚显生涩,而至隋代中晚期则极尽繁华,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被认为是该纹样的杰出代表,也是大众最为熟知的一幅。 莫高窟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敦煌研究院供图“三兔共耳”的图案主体构成呈圆形,三只兔子以等边三角形均匀分布其中,两两共用一耳,呈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奔跑、相互追逐,首尾相接,动感十足,造型优美。早期图案中的兔子,以白色居多,唐代逐渐出现了黑色、灰褐等色。 中新社记者:该图案为何是三只兔子?有何寓意? 赵燕林:“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寓意。《道德经》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只兔子有往复循环、繁衍生息的涵义。“三”又与佛教涅槃思想吻合,三兔像是“前世”“今生”与“来世”,有“循环”“轮回”之意。 同时,古人眼中,“兔”的内涵也很丰富。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四《物性》中说:“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明代徐树丕在《识小录》中云:“俗曰:兔无雄,望月而生也。”古人认为世间所有兔子都为雌性,只有月亮中的兔子为雄性,加之兔子繁殖能力极强,自古便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西晋傅玄《拟天问》曰:“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又说:“月为阴水,白兔之形”。古人认为月是“阴水”,还是白兔的化身,故《隋书·天文志》说:“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所以,藻井图案中兔子的形象,也有“月神”与“阴水”的意涵,是“以水克火”的延展。 另外,汉魏以来,图谶瑞应思想极为流行,有着向朝廷进献“祥瑞”的传统。白色的鹿、兔子等世间稀有罕见,是吉祥、祥瑞的象征。经过魏晋南北朝战争,隋初人口相对退减,多子多福、生生不息成为普通民众朴素的期盼。藻井是莫高窟洞窟中最为核心的位置,将“三兔共耳”图案绘制在最中央的藻井中,也是寄托了洞窟功德主们的美好愿望。 莫高窟第302窟“三兔共耳”栏墙纹,这是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敦煌研究院供图中新社记者:“三兔共耳”有何源起,其创作手法有何特点? 赵燕林:研究发现,“三兔共耳”图案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纹样十分接近,例如出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玉器上的类似装饰图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敦盖、漆器上出现的三兽纹等,最为突出的是汉代瓦当上的三雁纹,以及画像石上的三鱼共首纹等。 其创作手法是中国传统的“共生”,即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同造型元素的相同部分叠加重合在一起,在构成新图形的同时,不破坏单体结构的完整性。中国历代纹样作品中,有大量的共生图案,内涵也多与生命繁衍、祈福相关。 “三兔共耳”的“共生”创作手法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宇宙观。中国古人重视天文,有星象崇拜,“三兔共耳”有自秦汉以来“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的影子,即由中心三个圆外切三个正方形的叠涩构架而成,体现着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 莫高窟第305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及其“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结构示意图 。敦煌研究院供图中新社记者:“三兔共耳”的传播路径有无定论?该图案为何也在西方社会受到认同? 赵燕林: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和商贸文化重镇,世界四大文明和三大宗教在这里相会,不同民族与文化交流交融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重要特征。存世最早的“三兔共耳”图案正是出现在敦煌。 学界多认为,这一图案是从中国自东向西传播,其以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渊薮。有部分学者猜想其源于中原,后从蒙古帝国西征时,从敦煌沿丝绸之路同时向蒙古国、印度、中亚各地传播,后从中亚、西亚向非洲的埃及、欧洲各国传播。也有学者提出,是战争把它带至西方社会。 该图案究竟源于何处,缘何被带至西方?目前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世界很多民族都有月亮当中有一只兔子的传说。 随着时间演变,“三兔共耳”出现在伊斯兰圆章模印玻璃、阿富汗的金属盘、伊朗的托盘、科威特的瓷砖画、德国教堂的钟表、英国教堂的玻璃窗上,成为当地宗教、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图饰,沿用至今。 巴基斯坦斯瓦特赛杜沙里夫遗址“三兔共耳”浮雕(9—11世纪)。采自《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受访者供图该图案对于西方民众意味着什么?一些西方学者做了调查,甚至专门有团队出版了《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等研究文集,他们认为“这幅图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够为人们带来无限遐想和吉祥的寓意。由此看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对艺术魅力的认同与对生活的美好祈愿是相通的。(完) 专家简介: 赵燕林,甘肃省甘谷县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在《敦煌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艺术设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3部。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及石窟艺术,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日本《比较民俗研究》等期刊发表“三兔共耳”相关研究论文5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等研究课题4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多项课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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